1965年4月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受胡志明委托，率团紧急访华。刚下飞机，他便将胡志明致毛泽东的信转交中方，迫切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、派出地面部队。毛泽东彼时不在北京，刘少奇代表中央接待代表团，在中南海的长谈中，他先亮明立场：“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
      当黎笋动情提出希望中国派遣志愿兵、飞行员及公路桥梁建设人员时，刘少奇依照毛泽东的指示，给出了核心原则：“有条原则，你们不请，我们不去。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，我们哪一部分去，主动权全在你们手里。” 这一句话让黎笋悬着的心落了地，他当即请两国军方商谈具体事宜，胡志明与越共中央也随即向中国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。

       中越的深厚情谊，在苏联的敷衍对比下更显珍贵。越南代表团成员素友曾赴莫斯科求援，苏联却以“怕技术泄露给中国”为由拒绝提供先进战机，只愿给二战时期的枪炮；而中国早已在物资上对越南倾囊相助，素友归国后写下《归途日记》，将北京的热忱与莫斯科的冷漠鲜明对比，道尽“中国是越南大后方”的真切感受。

          中国的援越部署紧锣密鼓推进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晚提“援越抗美”口号，坚持“以越南为主”；4月17日，中央军委下令组建援越部队一、二、三支队，铁道部、工程兵也收到预先号令。不久后，以陶铸为首的访越代表团启程，对外宣称“休假访问”，实则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敲定援越细节。

         在河内的会谈中，中越双方畅叙“同志加兄弟”的情谊，陶铸直言：“广西、广东、湖南三省的第一书记都来了，我们自己不吃不用，也要先支援你们。”阎红彦则提议将云南作为越南的隐蔽后方，可承接机场使用、老弱儿童安置等需求。最终双方商定：中方先援建四条公路干线，打通中越老三国的战略交通，由云南等四省区对口支援越南六个省区的生产建设。

         代表团归国后，中央迅速批准方案，云南省即刻成立援越办公室，昆明军区将领亲赴越南勘察地形、制定修路计划。而昆明的搪瓷脸盆上印着的“援越抗美”“越南必胜”字样，更是让全民援越的热潮席卷中国，为秘密出兵的壮举筑牢了全民支撑的根基。